“双碳”背景下 废铜的“变废为宝”之路
“碳达峰”“碳中和”关系到人类的未来，而实现这两个目标意味着更多的电能将替代化石能源消耗，全社会电力需求将大大提升。正如之前的文章所言，在实现“双碳”目标的过程中，铜的需求将蹿升，那么如何满足新增的铜需求呢？
首先是“开源”——增加铜矿的开采，其次是“节流”——将回收的废铜重新加工成铜。“废铜”这个词多少有点不好听，现在已经换成了“高大上”的说法：铜资源循环利用！
简单梳理一下“双碳”所提振的行业，就知道在可预见的未来，铜的供不应求几乎是板上钉钉之事。
“双碳”要求电力深度脱碳，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，主要是风电和光电，这两大政策路径均将提升铜消费。据安泰科预测，2021年到2023年，全球精铜消费量分别只比产量少31万吨、28万吨和17万吨，可以看出供需平衡很紧，并且余量在逐年减少。
也许有人会说，消费可以促进开采，因此不用担心铜供不应求。但和消费增加的即时性比起来，铜矿开采的增加需要一个过程，因而可以预料，未来若干年内铜的局域性短缺仍可能时有发生。
供需的不平衡，必然带来铜市场的波动，给产业链下游企业造成很大成本压力——去年到今年的这波行情就是前车之鉴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本身缺乏足够铜矿的中国，对进口铜的依赖度已经超过八成，一旦供应掉链子，国家资源安全必将受到影响。此外，新铜生产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。因此，“节流”资源，构建“铜循环”刻不容缓。
广泛“节流”，可谓一举两得：既可以减少新开采铜的需求，减少资源“卡脖子”的风险；也具有良好的节能减排效果，为有色行业提前五年“碳达峰”添砖加瓦，进而体现大国的责任担当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废铜的潜在贡献究竟有多大？
改革开放后，中国的铜资源循环利用快速发展，资源循环利用的铜产量从上世纪70年代的19%左右增长到90年代中期的33%左右。进入21世纪以来，中国铜资源循环利用量逐年增加，从2000年的30余万吨上升到2015年的近230万吨，2019年更是达到了300万吨左右。
这么多的循环铜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除了国产供应，进口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。
2020年11月，我国废铜进口政策放开（符合《再生铜原料》标准的再生铜将不属于固体废物，可自由进口），加之疫情得到控制为进口提供了便利性，因疫情积压在东南亚的废铜陆续进口。2021年3月废铜进口17万吨，同比增加91%，累计进口达到了2019年禁止“废七类”进口之前的水平。
基于中国铜资源储量贫乏的先决条件，进口高品质铜资源循环利用所需的原料，是中国铜原料供应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2021年废铜进口总量大概率实现同比增长，但由于多种因素，短期大幅增加可能性较小，预计总额将与2019年相差无几。
废铜进口回暖的信号，长远分析对于降低国内废铜原材料价格，缓解废铜供应端压力，修复国内现阶段供需不平衡现状有着不小的推动作用。特别是在“双碳”背景下，国内很快也将像发达国家一样建立起碳排放市场，这对碳排放优势更为明显的废铜必将是利好。
要想实现废铜的深度循环利用，建立严格可靠的标准是第一步。具体说来，需要按照产品全生命周期分析原则，从回收、分解、加工、再制造及清洁生产的角度，建立健全废铜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标准体系。大宗商品综合服务商可以利用自身丰富的行业经验，在标准的建立上为监管部门出谋划策。
确定了行业标准后，大宗商品综合服务商还可以利用自身在行业丰富的信息和资源，帮助建立废铜资源信息和技术服务体系，建立完善的废铜资源交易平台，及时有效地为供需双方提供交易鉴证、信息发布、融资咨询、交易撮合等服务，建立规范的仓储、交易市场，提升废铜资源利用效率，走高质量发展之路。
众所周知，铜是国际性很强的商品，要畅通废铜资源国际大循环，必须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，不断完善和改进废铜资源进口管理制度，逐步构建形成废铜资源国际大循环市场，以确保我国废铜资源的可靠保障来源。而在废铜“国际化”这一点上，大宗商品综合服务商所构建起的全球网络更是宝贵财富，值得好好利用。
在此举一个例子说明大宗商品综合服务商的角色：废铜价格波动往往比较频繁，而下游使用废铜的企业常因实力所限，难以建立起自己的仓储体系，只能随行就市，抗击风险能力弱，甚至可能“看对趋势却错过行情”。而大宗商品综合服务商正好发挥自己体量的优势，不但全世界买废铜，更能在建立自有铜仓储的基础上，充当下游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缓冲剂。未来随着市场的完善，废铜也许会像废钢一样作为期货品种上市，更是大宗商品综合服务商在“产业+金融”两界大展拳脚的好机会。
虽然大宗商品综合服务商本身并不直接参与铜的生产，但是面对此番大好局面，如果能够未雨绸缪，转变思路，就能发挥自身在“穿针引线”上的独特优势，在助力铜循环、服务好相应国家战略的同时，实现自身价值。
